国内孤本《筠溪集》发现始末

明末刻本，宋释惠洪禅诗集《筠溪集》，国内公藏未见

《筠溪集》正文首页

《筠溪集》内页

惠洪著《石门文字禅》，明代径山藏刊本，此为卷末捐刻牌记

惠洪著《石门文字禅》，明代径山藏刊本，此为首叶

　　■四川成都 肖伊绯

从日僧校书管窥《石门文字禅》早期抄本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日本禅僧廓门贯彻（？—1730），终于完成一部中国古籍的注释整理工作，此时他已垂垂老矣。为了这一注释整理工作，他竟花费二十余年光阴，其中艰辛甘苦自知，但完稿之际，他自信地声称“庶几禅者依此书，知作为诗文之标准者”。

　　廓门贯彻，原是下野黑羽大雄寺的第十三代住持，晚年将住持一职移交之后，移居江户正觉寺。虽然是从寺院管理的位置上“退休”了，可博览典籍、壮心未泯的他，毅然选择一部在日本禅林颇受推崇但又号称极难通读的中国古籍来加以注释整理。这就是中国宋代禅僧惠洪的诗集《石门文字禅》，而在惠洪死后约六百年，才在日本出现廓门整理的《注石门文字禅》。

　　《石门文字禅》的作者惠洪（1070—1128），极具传奇色彩，在中国禅林属争议颇大、毁誉参半的人物，而在日本禅林与诗坛中则享有盛誉。惠洪，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江西宜丰县人。自幼家贫，14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19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手续繁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惠洪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惠洪才情卓绝、行事狂放，也因之一生波折不断，少有安稳。

　　惠洪的毕生诗文，基本集中于《石门文字禅》。在这三十卷的诗文集中，其才学与性情流露无遗，同时代禅林与诗坛（如黄庭坚、张商英等）对此颇有激赞。黄庭坚《赠惠洪》诗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顶螺忘岁年。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不肯低头拾卿相，又能落笔生云烟。脱却衲衫著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全诗赞佩之意满溢，认为惠洪年少才高，可与秦观之弟秦觌相提并论。

　　《石门文字禅》自宋代以来，虽声名远播，却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布，只是在禅林与诗坛的小众圈子里传播。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正式刊本，即径山兴圣万寿寺所刻“径山藏”本，这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石门文字禅》版本。

　　这一版本，民国时期曾由商务印书馆纳入“四部丛刊”，予以影印出版，成为后世读者最易读到的通行版本。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箸初编”本、“宋诗钞”本、“常州天宁寺”本，这些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抄本或刊本，也是以“径山藏”本为底本过录与整理而来的，且流传并不算广泛，影响力也远不如“径山藏”本。该书东传日本之后，仍以“径山藏”为底本，有宽文四年（1644）京都天原仁左卫门翻刻本，之后，就出现了廓门贯彻编者的《注石门文字禅》刊行于世。

　　可以想见，廓门用二十余年时间校理《石门文字禅》，不可谓不殚精竭虑，势必会搜罗各种版本予以校勘与研究。但仅从上述版本流衍来看，当时可使用的工作底本与参校本也是极其有限的。与其同时代的刊本，似乎只能是中国的“径山藏”本，与日本翻刻的“宽文四年”本；严格说来，这两种同源的版本，参校的价值与意义并不大。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势之下，就极需且必得参校一些早期抄本。那么，这些日本早期抄本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石门文字禅》成书二百年前之“筠溪集”

　　事实上，惠洪的诗文著述，在其生前均未能刊行。时人传抄其诗文作品，宋元人所录其名目，无论是早期的“筠溪集”，还是晚期“甘露集”“甘露灭集”等，这些惠洪诗文的分辑，均以抄本流行于世。

　　约自十四世纪开始，日本禅林开始接触到惠洪诗文时，主要也是以抄本流传，这些抄本内容自然不可能源自明代“径山藏”总辑的三十卷本，也根本还没有“石门文字禅”的总名。也即是说，早在明代《石门文字禅》成书之前二百年，日本禅林就开始研读惠洪诗文，主要是以这些抄本为传播载体，且统称之为“筠溪集”，即以惠洪曾卓锡的江西筠溪冠称其诗文集之名。在日本禅林，一直流行着“筠溪词源”的说法，就正是这些抄本“筠溪集”流行其间的一种反映。

　　简而言之，在明代“径山藏”本面世之前，在日本禅林中“筠溪”即是惠洪的统一别称，其诗文集概称为“筠溪集”是自然而然的。由此可见，有些后世研究者笼统地说，《石门文字禅》又称《筠溪集》，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如今看来，《筠溪集》的内容只是《石门文字禅》总集的一部分，且早期只有零散抄本流传；在日本的《筠溪集》抄本，其源头仍是中国东传抄本。

《筠溪集》刊本之发现

　　然而，《注石门文字禅》问世后三百年，如今已一书难求，即使在日本，廓门这部著述也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了。而书中提到的“筠溪集”，更为后世读者闻所未闻，研究者对此也基本保持缄默，无从说起。

　　在《释惠洪研究》一书中，著者约略提到，廓门“根据《筠溪集》等他本异文及有关材料，运用多种校勘方法，首次对《石门文字禅》进行了全面校理”。著者援引日本禅学家椎明宏雄的观点，又称“此《筠溪集》系从明本前半的诗集中选择精华编印的本子”。

　　看来，廓门手中的“善本”，除却日本禅林的抄本之外，还有一种中国明代的“印本”。但该“印本”的细节如何，书中再无交待，可能著者并未寓目原书。

　　201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经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等整理的《注石门文字禅》校点本，在“整理说明”中，对“筠溪集”也未置一辞，更没有相关说明。为此，笔者查阅过国图、浙图等国内各大图书馆，此书均未见入藏。由此可见，“筠溪集”之难得罕见，恐国内已成“孤本”，至少公藏未见。

　　幸运的是，近日有广东书友从日本访得一册《筠溪集》，终可一睹“孤本”全貌。此书为明末刊本，其底本所源应当就是某种古本“筠溪集”。是书为木刻本，共计七十二叶，一百四十四面；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单卷全本。正文首页印有“筠溪集”“宋石门比丘释德洪著，明石仓居士曹学佺阅”字样。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一字尊生，号雁泽，又号石仓居士、西峰居士，福建福州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广西参议，以撰《野史纪略》得罪魏忠贤党，被劾去职，并被拘禁，天启七年（1627）获释返闽。此后，家居二十年，著书论学。清兵入关后，唐王朱聿键时在闽中称帝，授礼部尚书，曾力主唐王亲征。后清兵入闽，唐王绝食死，曹氏亦自缢殉节。据此可见，此“曹学佺校阅”本《筠溪集》，应为天启七年之后曹氏在福建的校印本。

　　从刊行时间来看，此《筠溪集》是略晚于“径山藏”本的，晚了大约30年至50年。仅从古籍校勘的一般经验而言，《筠溪集》的校勘价值似乎是不如“径山藏”本的，毕竟它已不能算是《石门文字禅》年代最早的最初刊本了。但须知，如果这两种刊本所据的底本来源不同，则不能仅据刊行时间先后，就轻易判定孰初孰后、孰优孰劣了。

　　生活时间最接近于这两种刻本的廓门，已经指出“径山藏”本“写误脱简甚夥焉”，其之所以发意要着手校理，因其藏有内容更为完善的“善本”——这些“善本”就包括此《筠溪集》。从这个层面去探研明末刊本《筠溪集》的版本价值，从这个层面去看代作为廓门参校本的《筠溪集》究竟有何独特价值，才会抛开那种只看刊本时间，不看底本源流的版本“偏见”，才能对《石门文字禅》的成书背景与版本源流有更为深入充分的认识。

《筠溪集》刊本或源于《石门文字禅》早期抄本

　　纵观《筠溪集》，虽然的确可能只是曹学佺所编选校订的选集，但与“径山藏”本相比勘，其佚文异文之多、文义字义胜处之多，已经表明了二者版本源流之不同。《筠溪集》底本所据之版本，应当早于“径山藏”本。

　　《筠溪集》刊本印行时间虽稍晚于“径山藏本”《石门文字禅》，可其内容却源自早期抄本，与后者有着倒置的源流关系。简言之，《筠溪集》刊本的内容与版本特征，更古老、更原始，也更接近于“原本”。

　　《筠溪集》于十四世纪以手抄本方式流传于日本禅林，更于明末清初以中国国内刊本方式再次传入，这一版本体系东渡日本得以隐秘流传至今，至今已是颇不易得的“秘本”了。